因為政治運動，出于自我保護，金國藩先生不再寫日記，原始資料可謂空白。于是，第一手訪談，成為還原傳主歷史、重構(gòu)記憶的唯一途徑。

口述歷史，雖是個人史，仍應(yīng)該是信史。人的記憶，常常不可靠。撰寫過程中，相當時間用于事實甄別、核實，從人名、地名、機構(gòu)、時間、地點，到事件、背景、術(shù)語。書中一定還有漏網(wǎng)的錯誤，責任在我。

需說明的是，作為一個科學家的口述史，我并沒將主脈放在金先生的專業(yè)研究，更著重他個體的經(jīng)歷與見證?？萍佳芯?，只是他生命體驗的一部分。進入二十一世紀，金先生每天記事。他夫人段老師告訴我，老金日記是純粹流水賬，只記事，無任何情緒、好惡的流露。我建議金先生自選若干，作為“自述”的補白，對中國光學研究也有史料價值。另一個發(fā)現(xiàn)，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給次子紀湘的數(shù)十封家信。二十歲出頭的年輕讀者，作為互聯(lián)網(wǎng)的原住民、微信一族，很少見識過書信或手稿，或從家書中感受“古老”的書寫傳統(tǒng)與溫情。還有輾轉(zhuǎn)覓得的老相片。

做口述歷史，為搶救記憶。記憶如同深埋礦藏，挖掘不易。記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，在倫敦邂逅一位猶太裔精神分析醫(yī)師。他問我，二十世紀，中國人經(jīng)受了難以想象的磨難，為何中國人精神病發(fā)病率低？我說，我非精神病醫(yī)師，但我深知中國人對苦難的忍耐力與生存意志。

我涉足口述歷史尚早。1985年，畢業(yè)留校，曾與低我一屆的復(fù)旦中文系同學高曉巖搭檔，做過中國大學生百人自述。曉巖畢業(yè)后，分配到北京。我們京滬為界，完成近四十個訪談。部分作品發(fā)表在《報告文學》、《中國文學》（日文版）、《開拓》等雜志，后結(jié)集《世紀末的流浪》，由工人出版社出版。事過三十多年，萌生一念，很想找回當年的他們，如牟森、葉錚、傅亮等同輩人，再做一輪，將兩個時代合為一集，應(yīng)是一個有意義的社會學文本。

二十世紀九十年代，BBC制作《百年滄桑話中國》廣播紀錄片，我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檔案館查閱資料，特別是民國人物自述錄音，包括李宗仁、胡適、陳立夫等人。這是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功德。德剛先生做東，請我在唐人街上海餐廳進餐。他一口安徽鄉(xiāng)音，告訴我，所幸留下了這些口述，可惜太少。

那次還采訪了曾與宋慶齡共事的魯潼平（民國政要魯滌平之弟）、張學良秘書和東北大學前校長寧恩承。另有一位年近九十的旅美僑領(lǐng)，可惜名字已淡忘，四個月后，他兒子寫信到倫敦，告知他父親已去世。他說，我的訪談是他父親生前的最后口述，想要一段錄音放在追思會上。

1997年，九十七歲的陳立夫到紐約，專程為宋美齡百歲祝壽。我正巧在美國出差，應(yīng)邀出席他學生設(shè)的接風午宴。在這之前，我曾從倫敦致電聯(lián)系陳立夫先生采訪事。只聽得電話的一端，一位聲音甜美的小姐問同事：“有位先生找陳立夫？我們這里有陳立夫嗎？……”我聽之啞然，笑出聲。飯桌上，為便于我采訪，主人把我安排在立夫先生旁邊。席間，我不便問他太多問題。他說，孔孟之學最終將復(fù)興中國的。他特別關(guān)照已八九十高齡的老學生:“老人就像古董花瓶，上面已有好多細微裂縫。好好保護，就能傳下去。老人，絕對不能跌跤?！边@是他最后的口述。想必記憶也是如此，加以愛惜，總能流存。

十多年前，我父親去倫敦小住，我提出做他的口述史。他很猶豫，覺得自己太普通，無記錄價值，不想做。我說，每個普通人的歷史都有價值，記錄了，他就存在。他不想讓我掃興，同意了。晚餐散步后，我們約定聊一個小時，從幼年一直聊到晚年，有錄音記錄，持續(xù)了一個月。可惜幾次搬家，磁帶已不知藏身何處。老爸已八十八，趁他記憶、體力還好，想盡快補做，留作家史。

三年下來，與金先生的緣分，都在這本薄薄的自述里。我問他，這個自述讀起來，像不像你。他說像的。這讓我快慰。口述史訪談，有其殘酷的一面。訪者不得不撬開傳主不愿回望的痛苦記憶。很多時間，我們都在追蹤一些看似平常的細節(jié)和瑣事。金先生可能問，窮追不舍的那些細節(jié)真的有價值?歷史恰恰由細節(jié)編織而成。我只是個夜深的打更人，輕敲每一扇黑窗，期盼里頭閃出一豆燈火，點亮記憶。

金先生很淡定。對這本遲遲落地的自述，他也有焦慮的時刻。他在微信中問過幾次書稿進展，委婉提醒他已上了年數(shù)。其實我比金先生更焦慮。去年圣誕后，我從上海去北京看他，核實細節(jié)。聊得晚，他留我在家里便餐。告別時，他照例送我到電梯口。我隨口感嘆：“終于快完成了!”他笑著冒出一句：“幸好，我還沒死?！?